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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与苏轼是同一时期的文学家，他们因杰出的文学成就而同时入选“唐宋八大家”名录，他们作为同一时代熠熠生辉的文学家，在生活与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，自然也会有许多逸闻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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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)

首先说一下苏轼，苏轼天资聪颖，过目成诵，出口成章，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，被誉为“有李太白之风流，胜曹子建之敏捷”；再看王安石，苏轼与王安石同朝为官，王安石也是时代的佼佼者，他文史一流，著作等身，他和苏轼都是同一时期的杰出文学家。

苏轼官拜翰林学士，与王安石同朝为官，而且王安石时任参知政事，位在苏轼之上，王安石很器重苏轼的才能。然而，苏轼恃才放旷，自恃学识渊博，对王安石制定的一些政策多持反对意见，且语多讥诮。

他们两人对变法一事存在不同的看法，经常意见相左。所以，两人的交往和相处中，经常是暗中较劲，单从学识方面来说，两人就经常对对方很是不服气。

关于他们的交往，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，有不少的演绎，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中，有一篇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的文章生动地记载了两人交往中的逸闻趣事。

从这些逸闻轶事中，也不难看出两人在政见、思想上的差异，也能看出两人在学术、学术上的各有所长。

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宋神宗年间推行的变法，新学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，自宋英宗治平年间，王安石在金陵讲学时，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与科举制度的年轻士子就聚集在王安石门下，俨然形成了新学学派。与此同时，王安石“一道德以同俗”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。

到了宋神宗熙宁时期，王安石主政，他便把这一思想付诸行动，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，而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了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王安石编撰的《三经新义》一变而为官方科举考试大纲，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。

尤其是王安石编撰的《字说》，又称《熙宁字说》，是王安石推行其有名的新法中的“新学”一环的重要角色。“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”，“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”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王安石运用行政权力求得了学术见解的统一。

王安石追求思想一统的新的正宗地位，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；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欧阳修以来所开创的自由讨论学术的风气，这也自然而然引起了崇尚自由的苏轼的不满和抨击。

对于这本《字说》，苏轼很是有些不屑一顾的感觉，所以他们之间的第一次“交锋”就与这本《字说》有关。

有一次王安石与苏轼讨论文字，论及“坡”字，两人各执己见。按照王安石《字说》中的解释，坡字从“土”从“皮”，于是王安石认为“坡乃土之皮”。苏轼笑道：“如相公所言，滑字就是水之骨了。”王安石听后，心中不悦。

又有一次，王安石与苏轼谈及“鲵”字，按照王安石《字说》的解释，鲵字从“鱼”从“儿”，合起来便是鱼的儿子的意思。苏轼脑洞大开，又调侃道：“按照您这个解释，‘鸠’字岂不是九只鸟的意思？毛诗上说：‘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’就是说鸠有七个孩子，加上父母两个，不就是九只鸟吗？”

王安石听了之后，一时语塞，但心中对苏轼非常反感，于是一纸调令，将苏轼左迁为湖州知州。

苏轼在湖州做了三年知州，准备回京述职，回京之际，他想当年因自己口舌之争而得罪王安石，落得被贬的结局，这次回来应该主动握手言和。于是，苏轼回京后，便来到王安石家中，恰好王安石正在午睡，苏轼便在书房里等候。

苏轼在王安石的书房闲坐无事，就起身看书房的陈设，他忽然看王安石书桌上的砚台下有一方素笺，素笺上的诗句没有完稿，题目已经拟好了，可是只写了开头两句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”，苏轼一看，这是一首咏菊诗。然后，苏轼把这两句诗念了一遍，觉得他这两句诗在诗意上有些错漏之处。

在苏轼看来，西风盛行于秋，而菊花在深秋盛开，花期长，最能耐久，任凭焦干枯烂，任凭风吹雨淋，也不会凋零落瓣。一念及此，苏轼便按捺不住，依韵在素笺上添了后两句：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

补完诗句后，苏轼转念一想，这会不会让王安石尴尬，只怕又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；若把诗稿撕了，不成体统。左思右想，都觉得不妥当，于是苏轼便将诗稿放回原处，告辞回去了。

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次会晤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而第二天，一纸诏令，苏轼便以团练副使的身份贬到了黄州。

苏轼在黄州任职将近一年，转眼便已深秋，有一天忽然刮起了大风，苏轼闲来无事，在屋中读书，忽然想到黄州定惠院长老曾送给他几株黄菊，栽于后园，何不去赏玩一番？

于是在风停之后，他来到后院菊花棚下，只见满地铺金，菊花花瓣落了一地，枝头上没有一朵菊花了。苏轼一时目瞪口呆，半晌无语，此时方知黄州的菊花果然在深秋时节会落瓣！

这件事，成了苏轼的心结，他感觉是自己阅历的浅显而误解了王安石的诗意，他也经常跟朋友提起这件事，有一次他对朋友说如今被贬，只以为王安石是公报私仇，谁知道原来错的是我呀。苏轼借此事告诫朋友自己，也告诫朋友：不可轻易讥笑人，正所谓经一事长一智呀。

苏轼心中含愧，便想找个机会向王安石赔罪。这个时候正好到了进京汇报工作的时候了，于是苏轼想趁这个机会当面给王安石道个歉，他又想起临出京时，王安石曾托自己取三峡中峡之水用来冲阳羡茶，但由于自己心中一直不服气，早把取水一事抛在脑后。于是苏轼想到了趁冬至节送贺表到京的机会，带着中峡水去拜访王安石，以消除两人间的误会。

不想因连日舟车劳顿，船只经过中峡时，苏轼竟睡着了，等到醒来，已经到了下峡，再回船汲取中峡水又怕耽误了回京的时间，他听船夫说长江三峡，一水相连，并无阻隔。中峡与下峡的水都是长江水，难以区分。苏轼听了之后，便装了一瓷坛下峡水，用油纸封好瓷坛，带着回京去了。

苏轼回到京城后，带着长江水去拜访王安石，王安石便让人带着苏轼来到书房，苏轼想到去年在这里改诗，心下愧然，又见屋中的柱子上贴着一首咏菊诗，他当年写下的后两句赫然在目，苏轼心中羞愧不已，请求王安石的谅解，苏轼又说自己在黄州亲眼见到了落瓣的菊花。于是两人相视一笑，王安石算是原谅了苏轼之前的冒犯。

王安石又问苏轼，可曾带来中峡水，苏轼说带来了，就放在堂外。王安石就让人将瓷坛抬进书房，亲自以衣袖拂拭，打开瓷坛上的封纸后，让仆人生火煮茶，用银铫汲水烹之。王安石先取白定碗一只，投阳羡茶一撮于沸水中，茶色半晌方见。

王安石就问此水从何处取来？苏轼说是巫峡的江水，王安石笑道：“又来欺瞒我了，这明明是下峡之水，怎么冒充中峡的呢。”苏轼大惊，急忙辩解道误听当地人言，三峡相连，江水是一样的，但不知您是怎么辨别出来的。

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道，读书人不可道听途说，定要细心察理，我若不是到过黄州，亲眼见过菊花落瓣，怎敢在诗中乱写？三峡水性之说，出于《水经补注》，上峡水太急，下峡水太缓，只有中峡水缓急相半。如果用三峡水来冲阳羡茶，则上峡味浓，下峡味淡，中峡浓淡相宜，刚才煮茶时茶色半天才现，所以断定这是下峡的水。

苏轼敬服王安石的人生阅历与学识，王安石又把书橱都打开，对苏轼说：“你只管从这二十四个书橱上取书一册，念上文一句，我若答不上下句，就算我是无学之辈。”苏轼专拣那些积灰较多，显然久不观看的书来考王安石，谁知王安石竟对答如流。苏轼折服于王安石的学问渊深。

其实，文学作品中的苏轼与王安石的逸闻轶事，大多是文人杜撰加工的。历史上的王安石和苏轼，除了他们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同之外，两人对对方的文学成就都是很佩服的，因为他们都取得了他们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学成就，也同时入选了“唐宋八大家”名录。

神宗元丰七年，苏轼得到重新启用的机会，他从黄州贬谪之地回到京城，途经金陵，他便提前修书一封给退居此地的王安石，说自己会到金陵去拜访他。这时的王安石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，正赋闲在家，年老体衰，加之刚经历丧子之痛，情绪很是伤感、低落。

苏轼的到访让王安石极为感动，他亲往赶往码头迎接苏轼。在金陵相聚的这日子里，他们同游南京名胜蒋山、钟山，诗酒唱和，相处甚欢。当然，在这次金陵会晤中，他们还是谈到了时局，但是没有再去过多地纠缠昔日的恩怨。

作为文坛双子星，王安石和苏轼在诗作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爱用险韵。苏轼有两首著名的《赋雪》诗，使用了极险的韵脚“尖”和“叉”，王安石读到后极为佩服，因“爱其雪诗能用韵”而一再次韵，达六首之多。

王安石去世后，苏轼有一次读到王安石早年的一首六言诗《题西太一宫壁》，这让苏轼抚今追昔，感慨良久，于是也写了二首次韵的六言诗，以表达他对王安石这位昔日的同事兼诗友的深切同情和怀念。后来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后，更是由衷佩服，赞叹“此老，乃野狐精也”。

王安石与苏轼的这些逸闻轶事也说明，尽管他们对一些人、一些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。然而在文学上，他们是真正的知音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文人相轻，而是惺惺相惜。仕途的那么点荣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，而他们杰出的诗词文章会永放异彩，因为他们都懂得“文章千古好，仕宦一时荣”的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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